历史恩怨与现实考量——土耳其为何在纳卡冲突中“一边倒”?

9月27日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简称“纳卡地区”)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已造成数百人死亡、大量军事装备和民用设施被毁。两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和率先发动军事进攻,目前冲突没有缓和迹象。冲突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法、美、俄等国领导人纷纷谴责暴力行动,呼吁双方尽快停火。

纳卡地区面积约4400平方公里,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是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主要人口为亚美尼亚族人,长期拒绝阿塞拜疆的管辖。纳卡问题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高加索地区新建国家的领土划分分歧。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支持的纳卡当局之间于1992年至1994年爆发严重战争,此后纳卡地区一直处于“无战争、无和平”对持状态,武装交火时有发生。

近日纳卡冲突再起后,非当事国普遍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作为中东大国的土耳其却“一边倒”地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亚美尼亚发动袭击”,声援阿塞拜疆行使“合法的自卫权利”和“收复被占领土”。在纳卡问题上,土耳其为何会旗帜鲜明地“挺阿批亚”?这背后既有复杂的历史纠葛、民族恩怨,也包含现实的利益考量。

公元11至13世纪,在中亚草原游牧而居的诸多突厥部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西迁,突厥语族群开始进入西亚地区,并逐渐接受教信仰。伴随奥斯曼帝国崛起和西亚化,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民族逐渐形成,两国也因此有许多共同点:民族上,都认同突厥民族祖先,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同属突厥语系;宗教上,两国绝大多数人口信仰教,两国国旗都有星月符号。

土耳其主流的政治叙事认为,世界上除土耳其外有六个突厥人后裔建立的国家,分别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仅被土耳其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简称北塞),其中又以阿塞拜疆、北塞与土耳其的关系最为亲近。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国父陵内,环绕开国总统凯末尔的棺椁摆放着83个铜罐,盛放来自共和国各省份黄土,象征着爱戴与效忠。但是土耳其共和国只有81个省,多出来的两个铜罐从哪里来?答案是阿塞拜疆和北塞——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特殊情感可见一斑。

冷战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土耳其外交打出突厥文化认同的旗号,积极团结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突厥语系国家,阿塞拜疆成为土耳其向中亚突厥语系地区扩展影响力的桥头堡。

(图一:突厥语委员会组织首次会议,图中左二为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右一为时任土耳其外交部次长、后来任司法部长的博兹达。来源:该组织官网)

当代的土阿关系可以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one nation, two states/土耳其语tek millet, iki devlet)来概括,两国领导人也乐于使用该概念定义彼此情同手足的盟友关系。在苏东剧变中,土耳其是国际社会第一个承认阿塞拜立的国家(1991年11月9日),随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签署涵盖能源、贸易、金融、食品等多领域合作协议。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已成为阿塞拜疆最重要的海外投资来源国和进出口贸易伙伴。2003年执政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注重发展与阿塞拜疆关系,双边在贸易、军事、能源、文化等方面合作密切,土方在许多外交场合强调土阿关系的特殊重要性。2018年7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誓连任总统的第二天,他就率庞大政府代表团飞赴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参加祭奠民族英雄等活动,强化两国盟友关系。

(图二:2018年7月10日,埃尔多安连任总统后,第一站即访问阿塞拜疆。来源:Hurriyet Daily News)

相比于土耳其与阿塞拜疆铁哥们般的友谊,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猜忌怨恨的种子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埋下,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演变为激烈的民族矛盾。

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作为国教的国家,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奥斯曼帝国时期,数百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保有基于教团的社会自治组织米利特,在宗教认同上有别于帝国内占人口多数的。19世纪后期,伴随奥斯曼帝国控制力的衰退以及俄国、西欧势力的渗透,群体对亚美尼亚人忠诚度的怀疑不断上升,同时一些亚美尼亚激进分子也发起民族独立运动,以暴力手段袭击奥斯曼政府机构。

与亚美尼亚人的隔阂不断加深。亚美尼亚人于第十次俄土战争后的1878年柏林会议上首次提出领土主张,奥斯曼帝国被迫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亚美尼亚人聚集的行省割让给俄国,几十万亚美尼亚人转由俄国统治。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地处安纳托利亚东部,是族群的心脏地带,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怀恨在心。亚美尼亚人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与俄国的紧密联系,以及对奥斯曼政局的错误判断,进一步导致了亚美尼亚人遭到迫害的悲剧命运。1909年4月的阿达纳大屠杀,保守派摧毁了基督徒的房屋和商店,约2万名亚美尼亚人遇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亚美尼亚人为俄国政府服务,使全体亚美尼亚人蒙上通敌叛国的恶名,在土耳其文学作品中,亚美尼亚人亦是不忠诚不可靠的形象。在事实与想象的双重作用下,奥斯曼政府于1915年4月24日大规模逮捕亚美尼亚族重要人士,随后下令驱逐境内亚美尼亚人,强行将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叙利亚北部荒凉地带。这次人口迁移造成的伤亡至今难有定论,但即便是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存在的人也承认,有60万至85万亚美尼亚平民因种种战事政策而丧命。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亚美尼亚人实现独立建国,不久后归入苏联。

4月24日后来成为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纪念日,土耳其一直以来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场两方均有人员死亡的悲剧。历经战争的苦难,亚美尼亚人凭借优异的经商天赋和正统的基督徒身份,在移民组成的美国社会逐渐崭露头角,形成仅次于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亚美尼亚游说团体。每年4月24日纪念日前后,围绕“大屠杀”历史的外交战、媒体战就会上演,亚美尼亚人政治诉求经常得到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支持。

亚美尼亚人还有一段领土划分上的忧愁。亚美尼亚人认为自己是《圣经》中诺亚的子民,诺亚方舟停靠的阿拉拉特山(土耳其称阿勒山/Ağrı Dağı)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山。在一战后的国境划分中,阿拉拉特山归属于土耳其一侧,成为土耳其境内最高峰。今天,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向西眺望,阿拉拉特山的大小两座山峰清晰可见,但亚美尼亚人却无法跨过边境,近距离朝拜心中的圣山。

时至今日,历史创伤对土、亚两国关系影响犹存,两国仍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地区事务中也缺乏互信。10月4日,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指控土耳其派遣雇佣兵支持阿塞拜疆,称此举与土方在东地中海、中东和利比亚的做法一道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政策”。帕西尼扬表示,亚美尼亚是抵御土耳其向周边扩张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国际社会不对(土耳其扩张行为)予以充分回应,等待他们的将是土耳其人兵临维也纳”。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两次维也纳之围是对欧洲的直接军事威胁,这位总理似乎想唤起西方对土耳其人强大战斗力的恐惧记忆,以赢得更多舆论支持。土耳其方面则批评上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在纳卡战争中扩大占领范围,使阿塞拜疆蒙受领土损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推特上说,“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袭击是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最大威胁,土耳其人民一如既往地支持阿塞拜疆兄弟同胞”。

外高加索地区位于俄罗斯草原与中东之间、里海与黑海之间。巍峨的大小高加索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全长1200余公里,山体宽度约200公里,将这里塑造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个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比肩而立。

在世界地图上,外高加索三国占地面积并不大,很容易被人忽视。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外高加索地区的北面是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以及车臣等俄境内少数民族,西面是教的土耳其和库尔德民族,南面是什叶派的伊朗波斯民族,东面跨过里海是广阔的中亚诸国,这里民族和宗教多元交错,犹如嵌入文明板块间的“楔子”,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前沿阵地。19世纪后期,随着波斯恺加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实力衰退,沙皇俄国在外高加索扩张势力,支持亚美尼亚民族独立运动,向波斯阿塞拜疆省派遣军队和顾问。冷战期间,苏联牢牢控制着外高加索地区,将其作为南下中东、对抗北约的战略前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西方国家都注意到外高加索的战略意义,在南奥赛梯问题、阿布哈兹问题以及纳卡问题频频介入调停。地区争端背后隐现着大国博弈的影子。例如,格鲁吉亚选择疏远俄罗斯、亲近西方的政策路线年的俄格战争。

面对复杂的外高加索局势,土耳其在纳卡问题上力挺阿塞拜疆、强化土阿盟友关系,有着多重现实考量。

从地缘角度看,外高加索地区蕴含撬动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力量”。土耳其选择与阿塞拜疆结盟,向北可抵御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力量南下,向南可遏制伊朗什叶派势力扩张,对维护民族、宗教较为复杂的土耳其东部边疆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借助阿塞拜疆,土耳其可打通与中亚突厥语系伙伴国家的地理桥梁,将其影响力辐射到里海乃至中亚地区。

从能源安全角度看,土耳其油气资源匮乏,而阿塞拜疆拥有丰富的里海油气资源。近两年阿塞拜疆的天然气占土耳其总进口量约五分之一,今年上半年阿已超过俄罗斯成为土第一大天然气来源国。近20年来,土耳其在外高加索布局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aku–Tbilisi–Ceyhan)石油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aku–Tbilisi–Erzurum)天然气管道,并且正在建设规模更大的“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土耳其的能源供应日益依赖阿塞拜疆的油气田和穿越外高加索地区的管道。

从经济角度看,土耳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也正逐步“向东看”,减少对欧盟市场的依赖。土耳其政府提出“中间走廊”经济战略,2017年已建成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跨国铁路,未来计划打造更多联通亚欧的基础设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由此可见,土耳其对纳卡问题介入、对阿塞拜疆的力挺,不完全出于一时冲动的好战情绪或民族情谊。回顾历史,早在2001年土耳其国际关系学者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在《战略纵深》一书中,就提出土耳其应利用其独特位置和厚重历史寻求“战略纵深”,跳出只重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短视,积极平衡东西方关系,将外交视野扩展到巴尔干、中东、高加索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发展与世界、突厥语系国家的关系。达武特奥卢长期担任埃尔多安的外交智囊,于2009年至2016年先后出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和总理。土耳其在纳卡问题上的很多做法,恰恰体现了达武特奥卢外交的多元、灵活与务实。达武特奥卢积极改善与“曾属奥斯曼帝国版图内各国”关系,推行旨在消除与邻国宿怨的“零问题”外交政策。2009年,在“零问题”政策下,土耳其曾与亚美尼亚磋商签订关系正常化协议,但因纳卡问题遭到阿塞拜疆反对。此外,土耳其还多次主持土、阿、亚三方外长会议,商讨和平解决纳卡领土争端。

2011年中东“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从“零问题”外交转变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在某些问题上言辞激烈,在媒体上给外界以“争强好斗”之观感。但透过现象,我们应该看到土耳其外交行为中理性务实的一面,即谋求“战略纵深”、树立地区主导权、争当世界性大国。一言以蔽之,土耳其在纳卡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策略,既源于历史上复杂的民族恩怨,更服务于其现实地缘政治利益与大国雄心——推动纳卡问题朝着有利于本国和阿塞拜疆的方向和平解决,或许是土耳其高调介入此次冲突的真实用意。

(作者:秦彦洋,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助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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