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戊戌后为何被冠以“善变者”?晚年因何陷入反思

1873年的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农半儒的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有文化修为的儒生,其母也出身于书香门第,聪明贤惠,良好的家风让幼小的梁启超便受到了极好的熏陶。戊戌变法是愤青对改造社会的一次大胆尝试,以他的同伴热血洒满一地而失败告终,而梁启超的人生由此发生巨大改变,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大刺头儿”,不断挑战旧权威,不断创新的百科文化精英,对近代政治、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将就四个方面对梁启超先生进行解读与回忆,以此纪念历史上的今天梁启超先生诞辰。

一、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愤青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了反省,并总结出清朝官员三种生态,给出了戊戌变法失败最权威的分析。

梁启超十岁就获得了“神童”的美称,11岁就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1881年入广州学海堂。这时的学堂属于广州的官办五大学堂之一,是嘉庆年间学者型官员两广总督阮元所建,是典型的教授经史、词章及儒家学问的传统学校。此时的清朝已经到了气息奄奄的地步,曾经煊赫的大清如同一艘即将触礁的航船,这种焦虑已经蔓延在许多有识之士的眉头,挽救大清成了他们身上的自觉,年少的梁启超在遇到康有为后,犹如汽油遇到火花,瞬间爆发,由此让他成了当时愤青爱国的典型代表。

1889年的梁启超参加广州乡试并考中举人。仕途上的顺畅并未减缓他内心的焦虑,而儒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梁启超心里变得愈加强烈。这年他遇到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后来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三十自述》

康有为给年少的梁启超编织了一个无比美妙的帝国圣境。然而康有为给他的所有讲述的最后却以“六君子”腥红的鲜血为代价彻底将蔷薇的美梦破灭。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对梁启超来讲是痛苦、撕裂,另外一面也让他走向更为广阔的思想变化。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深刻反省由此催生了他的《新民说》的诞生。在“政变之总原因”中,梁启超将失败的原因概括为两点:“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戊戌政变记》

此外梁启超将清朝的大臣总体归结为“没文化”,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对全世界格局的新认识。他以张之洞为例子,“最贤而有闻于时者”,却在当时对西方依旧以天国上朝大臣自居,梁启超将他当作二品以上大员的代表。

一类是“懵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这是构成顽固派的主干;另一类人“亦知道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两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第三类“以为即使吾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戊戌政变记》虽然后人对戊戌变法失败给予了千万个“高端大气”的理由进行分析,但是作为亲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分析的最为深邃,也最具权威性。

二、梁启超与康有为决裂,思想体系到个人作风均不是同一类人,最终分道扬镳恰恰诠释了康有为并不是那么“有为”。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得力助手,他襄助其师发动清朝第一次改良运动,使得最初二人的人生紧紧连在一起。但是此后师生二人的政见分分歧越来越大,直至彻底决裂。梁启超逃往日本后,接受了大量西方先进思想,促成他的学术思想转变,由此带动了他政见的改变。康有为知道梁启超已经“不那么听话”后,举起教鞭:“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对于梁启超革命言论,康有为大为不满:“自汝言革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与任弟书》此后二人思想愈加冲突,直至决裂。对康有为,梁启超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予以作出回应。

康有为怒斥梁启超欺师灭祖,而梁启发此后全面走上自己独立思考的人生道路,并在辛亥革命以及护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康有为这个“南海圣人”他的私德却不得不引起质疑。在康有为政治活动不断遭受挫折后他发现保皇大业难有转机,便携华侨捐助巨款逃到香港作寓公,开始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当时革命党人对康有为的劣行十分不满,针对他在香港骗取大量华侨捐赠挥霍享乐的事实,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丑闻曝光后,海外华人无不为之哗然。康有为此后名誉扫地,于是这位“大圣人”开始了“独乐乐”的无所谓的生活。1904年,康有为来到瑞典,迷上了这里的风光,于是大手一挥,豪掷千金买下了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地区的一座小岛,取名“北海草堂”,一住就是四年。靠着维新变法的声名,鲜血未能染红他的官位,却给他不断带来名利双收。此后的1914年康有为在上海买房子置地,在1923年时青岛买房子置地,开始了他的声色犬马生活。

50岁时康有为已经有了数房妻妾,甚至娶了数位比他小几十岁的女人谈情说爱,在日本康有为还雇佣了一名16岁的神户少女做女佣,不久发展成恋人。回国后的1919年,已经62岁的康有为还恋上19岁的女孩张光,并成了康有为第六个女人。总之康有为的此前种种为他创造了大量的“希图利禄”,让他求得了“富贵”。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参加了昔日老师的葬礼,并婉转提到了定巳复辟:“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孝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真正说出了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最大障碍。

三、“尊重公权割私爱,需将身做后人师”。梁启超克制感情生活,后世子女在梁氏家教下均成良才,他将儒家修身齐家推向了新的高度。

梁启超一生中曾遇到过3个重要的女人。第一个是结发妻子李蕙仙,第二个是小妾王桂荃,还有一个女子与梁启超“有缘无分”,这人叫何蕙珍。1899年底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宣传变法革新,但是,梁启超的英文非常差根本无法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这时一位姓何的侨商将他擅长英文的女儿何蕙珍推荐给他,于是20岁的何蕙珍成了梁启超的英语翻译。

此后郎才女貌的两人暗生情愫。但是梁启超此时正被通缉,对有意撮合二人婚配予以了婉拒。除此之外,梁启超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约定,一辈子都要一夫一妻,决不搞一夫多妻。此外梁启超还有一个最大担忧就是妻子是否反对。他的妻子名门出身,因为梁启超的连累其亲人也遭到株连,李蕙仙带着孩子四处避难,给了梁启超强力的支撑,念此,梁启超觉得如果在异地恋上别的女人,梁启超本人也突然觉得惭愧。但是异地他乡遇到的“绝世好女子”让梁启超体会到了《关雎》般辗转悱恻的爱恋。于是在一天晚上他鼓起勇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洛,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情。”

李蕙仙看到信后,心中非常难过,马上给梁启超回了一封既气愤又理智的信:“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你若真想和何蕙珍姑娘结合,我便告知父亲大人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梁启超收到回信,没想到夫人使出“必杀技”抬出父亲。那个时代,结婚都是遵循父母之名,梁启超的做法自然大逆不道,辱没先人的事情。梁启超赶忙写信给夫人道歉,并说对待此事“发乎情,止乎于礼”,并保证此后当何蕙珍做妹妹,“一言决绝,以妹视之。”没多久,梁启超离开檀香山,何蕙珍来到码头送别,彻底体会了一次“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的“凄然相向”。最后梁启超给这位姑娘写了一首诗,算作彻底的告别:“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始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需将身做后人师。”关键时刻,大师梁启超理性战胜了感性,从此彻底回归家庭以及学术。此后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的九个子女中,先后七个留学海外,并均在各行各业取得了不凡成就。

四、“善变者”,梁启超因何能够对整个时代发生深刻影响,他去世后的挽联释放出全方位评价。

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后,各方面知名人士送来大量挽联,其中两副颇能概括梁启超跌宕起伏的一生 。蔡元培给梁启超的挽联是:“保障共和,应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词五就必阿衡。”

章炳麟给其挽联是:“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贵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两幅对联的共同点是,都肯定了梁启超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间,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的功绩。作为文化大成者的梁启超一生著作等身,洋洋数千万文章横扫晚清、民国,左右当时意识形态高峰。毋庸讳言,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注入许多悲剧色彩。辛亥革命前,他反对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鼓吹“虚君共和”,并在一段时间加大了与袁世凯的合作力度。

此后又高举反袁大旗,从其立场和思想上,不断给梁启超被人注入了“善变者”的标签。在梁启超身上,颇有“孙悟空”色彩,其产生于传统,在剧烈的大时代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为那个时代摇旗呐喊,却几度陷入矛盾、彷徨。因此他的“善变”是不断创造中的觉醒,是自我体系的不断完整;是将研究成果不断引向深入的一种高度。从修身齐家角度来讲,梁启超是相当成功的一生,由此也让梁启超以真学者、大情怀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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